二孩开放后，社会抚养费形同虚设

　　长期以来，超生征收“社会抚养费”，成为了基层计生部门的隐性财产来源之一。社会抚养费的前身是“超生罚款”，既是一种非典型的行政征收，又是一种不纯粹的行政处罚，自诞生伊始就屡被社会诟病：制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遭质疑、社会公平问题难解(征收条件、收费标准因地因人差异较大)、征收到位率不高、部分地区收费去向成谜、执法阻力大甚至出现粗暴的野蛮执法现象等，造成了相当负面的社会影响。

　　据媒体报道，一些地方把这笔钱视作“肥肉”，将社会抚养费收缴情况与财政拨款挂钩。社会抚养费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地方政府的“小金库”。很多地方社会抚养费的90%以上甚至全部返还到县,用于县乡两级的办公经费、人员经费、奖金等等。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属于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专家学者曾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并呼吁取消。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曾指出，社会抚养费没有弥补多生人口占用的资源，也没有供养失独老人，而是成了数百万计生干部和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奖金和办公经费。

　　2014年，卫计委发布《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起草说明，要求落实收支两条线，确保全额上缴国库。《条例(送审稿)》进一步明确，社会抚养费上缴国库后，不得返还或者变相返还征收机关。同时强调计划生育工作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财政予以保障，不得与社会抚养费征收数额挂钩。2015年“二孩”全面开放以后，生育二孩已经合法，这就意味着“超生群体”比例大大下降，社会抚养费的大部分征收对象已经合法，反哺计生机构的社会抚养费难以为继，基层计生工作遭遇更加显著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