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家看来,货币权力与金融普惠的相关理论主要有哪些?总的来说,伴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第五次科技革命,时空障碍的突破使国际上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形式由线下偶发的军事实力对决,延伸到线上频发的经济金融领域之战。国家之间对“币缘政治”利益的追逐,致使国际货币权力成为和“地缘政治”中的海权和陆权一样重要的国家战略力量。
一、货币权力竞争
货币权力的概念源自国际关系理论,指一国家在货币事务上独立决策,并且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的能力。有学者认为,货币权力是一种能够通过货币关系进行货币操纵、货币依赖和体系破坏的权力施加工具。
由此可见,货币权力是一国国家权力的对外延伸,是其与国际市场和国际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作为经济金融高度发达的超级大国,凭借国际影响力替代黄金行使世界货币的职能,使美元长期占领国际货币体系的霸主地位,形成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
由于在黄金的非货币化和浮动汇率制度情况下,美元不再受到黄金量的限制,使之能够通过其货币发行权主导汇率,不仅能控制全球金融规则的制定权及其协调、实施机构,还一直享受着国际铸币税、超强的国际制裁等诸多特权,剥削其他国家和地区,甚至一度将国内危机借助其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转嫁给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现非对称相互依赖带来的“代价性影响”越发难以消除或得到补偿,早已对美元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怨声载道。
特别是二〇〇八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发展中国家更加极力争取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推翻美元霸权越发成为各国家和地区寻求政治独立和经济增长的迫切需求。
而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方面具有先天优势特性,具有一定促进货币国际化的潜力,或一定程度减少独立的货币政策制定权空间被挤压等情况,为发展中国家减少“美元体系”的负溢出效应提供新契机。
目前,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实力难以提供“国际货币”——这种需要巨大成本的公共物品,普遍存在“搭便车”的现象。同时,推翻现有货币体系比维持现状需要花费的成本更大,因此存在集体性“系统崩溃恐惧”。
然而,一方面,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推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之疫情恢复缓慢,美元的信用受到质疑。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等发展中国家的多方合作项目积极推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不使用美元进行贸易,在金融领域各国家和地区也在设法绕开SWIFT等美国控制下的清算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
虽然,各国政府正在应对金融排斥和现金使用量下降等显著的低效现象,也受到一定来自其他数字货币对法币替代的效应,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受到数字货币带来的寻求塑造全球力量的机会。许多这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尝试私人数字货币,很多发展中国家对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进度较快。
例如,中国二〇一四年已经成立旨在讨论数字货币监管框架和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小组,如今已经进入试点阶段。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权货币之争进入传统货币与央行数字货币并行的“新赛道”。种种现实因素促使美国不得不引起重视,并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发布美国央行数字货币框架白皮书。
二、金融普惠需求
目前,世界正处于历史性的数字化转型阶段。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正在改变社会的运行方式。在美国,人们的消费偏好和购买行为发生深刻转变,COVID-19的大流行为许多顶级零售和杂货公司赚取数十亿美元,亚马逊和沃尔玛的利润与二〇一九年相比增长达56%,从侧面反映出数字支付的重要地位。
数字经济下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建立和数字生态系统的构建,对金融普惠和增加金融包容度起到一定助推作用。截至二〇一九年美国拥有银行账户的家庭比例已经达到94.6%,然而即便如此,仍有700万个家庭无法进入银行体系存入支票,或为意外开支存钱。
普惠金融仍存在很大发展空间。一方面,尽管智能电话、互联网等技术已经在全球普及,但在一些城市和社区仍然没有表现出可持续和公平增长的数字生态系统的潜力。
由于基础设施不足或缺乏负担得起或相关的产品、服务,弱势或边缘化群体经常发现自己被排除在数字生态系统之外;或者因为政治、社会、环境或经济因素阻碍公平。另一方面,公众对金融体系缺乏信任,对不同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运作方式知之甚少等原因,也限制着数字支付在金融普惠领域的实际应用。
二〇一九年爆发的COVID-19重大传染病疫情,不仅短时间内对全球经济造成极大冲击,也对社会公共治理和制度建设形成重大挑战。由于居家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要求,数字解决方案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疫情防控等相关工作的重要手段。
大数据防疫、远程办公、无人配送、在线交易等领域的进展使全球数字化的正在加速。在私人金融服务领域,数字金融成为疫情期间重要的金融服务形式,无需现金的第三方支付等平台成为更多人的首选。这种不可预见的破坏也凸显出数字支付和数字ID基础设施对于缓解社会经济挑战的重要性。
在宏观经济领域,疫情造成全球经济的巨大波动,政府需要将救济资金短时间内分配给弱势群体,并为必要的工作人员支付工资,凸显出将法定货币数字化的紧迫性。美国疫情后对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态度转变也源于此。疫情期间的经济打击致使美国出台一系列刺激法案,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经济救助。但是,很多民众没有及时收到疫情救济金。
由于无法直接申请存款领取,许多民众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等待救济金的邮寄,并且在提现时仍然面临种种阻碍。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能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进而改善金融服务的包容性,并且提高支付系统和资金流动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度。这也是美国国会开始积极关注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填补传统金融服务空白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