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湖州谢上表》而锒铛入狱,这一事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让苏轼的命运陷入坎坷。苏轼当时刚从徐州调到湖州担任知州,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朝廷因《湖州谢上表》中的某些词汇而派人逮捕苏轼。王诜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往湖州通知苏轼。苏轼听后感到突如其来的灾祸,不知道为何被逮捕,但王诜的赶来表明了事态的严重性。
苏轼迅速行动,写信给弟弟苏辙,交代家事,并主动请假,将湖州知州的位置交给副官祖无颇接管,确保湖州不至于陷入混乱。七月二十八日,朝廷派来的人马到达湖州,由太常博士皇甫遵为首。苏轼在祖无颇的陪同下,面对逮捕文书,被捆绑起来,一家老小被迫离开湖州。
为何苏轼会陷入这样的境地呢?答案在于他的《湖州谢上表》。这是一封官员调任时向皇帝的感谢信,然而,其中的几句话却成为了罪状的导火索。他表达了对自己不能与时俱进的无奈,称自己老而无用,只好在地方上“牧养小民”。这些话引起了监察御史何正臣的敏感神经。
在何正臣的弹劾下,苏轼被指责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传中外,孰不叹惊”。何正臣将苏轼的牢骚发言渲染成对朝廷的不敬,成为“杀人不见血”的罪状。何正臣甚至在奏章中列举历史上类似案例,以劝说宋神宗对苏轼严惩。
更加狠毒的一击是御史中丞李定的弹劾,详细列举了苏轼的四大罪状:怙终不悔、傲悖之语、言伪辩而行伪坚、肆其愤心公为诋訾。李定更是巧妙地将苏轼的罪行与变法运动联系起来,认为苏轼已经不配做大臣,留他在朝廷只会影响变法的推进。
对于宋神宗而言,苏轼成为了变法运动中的绊脚石。苏轼明目张胆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更是直接向宋神宗递交奏章批评新法。在这个关键时刻,何正臣和李定的弹劾为宋神宗提供了将苏轼一网打尽的理由。苏轼的文学才华和声望使他在社会上影响深远,这也使得他成为变法推行者眼中的重要对手。
尽管《湖州谢上表》中的言辞并不激烈,苏轼仅仅是表达了个人的无奈和不满,但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这些言辞被无情夸大解读,成为了致命的把柄。何正臣和李定通过精心设计的弹劾,成功地将苏轼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苏轼的命运在这场风波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湖州知州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一家老小流离失所。而这场风波的起源,却是一封看似普通的感谢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一个不慎的言辞可能导致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