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民”从本质上是对成功路径多样化、社会流动渠道多元化的探索和尝试。

　　20年前，四川宜宾人罗强不顾父亲反对，离开农村进城打工，父亲3年未与他联系——因为父亲希望儿子能通过读书进入城市，而不是仅仅在城市打工。20年后，当罗强携妻带女返乡，准备当个“新型农民”时，父亲再次被激怒，坚持要分家断绝关系：“离开农村，做一个城市人，才是成功。”

　　罗强与父亲在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上的差异与分歧，既是两代人代沟的体现，也是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碰撞与交锋。罗强的遭遇生动地说明，“新型农民”返乡创新创业不仅受到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限制，也会在子女教育上面临着困境。更为关键的是，“新型农民”在当下还缺乏足够的社会认同，可能会承受家庭的压力和旁人的非议。

　　对于农家子弟来说，通过升学、经商等路径跳出农门，不仅是农民到市民身份标签的置换，还是生存生态的根本性改变，实现了人生突破和向上的社会流动。在罗强父亲看来，从城市回归乡村的儿子“人往低处走”；这样逆向的社会流动，不可避免会影响罗强一家的“脸面”。

　　在物质生活渐次丰盈之后，罗强对情感厚度和精神家园有了更高品质的诉求。在乡愁、亲情、友情的驱动下，罗强试图通过“新型农民”实现与自我的和解、同群体的交流、对社会的融入。只不过，他却面临着“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尴尬。

　　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认为，传统农民主要追求维持生计，是身份有别于市民的群体；职业农民则充分进入市场，将农业作为产业，并利用理性选择使利益最大化。“新型农民”不再是一个身份标签，而是一个职业属性；将“新型农民”与传统农民划上等号，认为“新型农民”没有出息、没有前途，这样陈旧的价值观念，显然比时代潮流“慢一拍”。

　　那些拥有知识和技能的农家子弟返乡创新创业，既需要公共部门提供“制度补血”，也离不开社会认同的支撑。“新型农民”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倒退，从本质上则是对成功路径多样化、社会流动渠道多元化的探索和尝试。吸引更多的农家子弟回归乡土世界，固然需要乡愁、亲情、友情这样的情感纽带，也离不开农村发展空间的支撑。只有同时满足情感和利益这两种需要，才能让乡村有更多“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