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3月7日晚11点，得知巴克里希纳·多西（Balkrishna Doshi）获得了2018年的普利兹克建筑奖时，我想大多数对建筑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发出“哦，是他”的感慨，但随即，便会觉得这是合理的，无可指摘。

多西1927年出生于印度浦那，祖辈、父辈两代人均从事家具业。1947年多西在孟买Sir J.J.建筑学院开启了他的建筑学习生涯，同年，他的祖国正式脱离殖民统治。

随后，像同时代一些印度中上层阶级的孩子那样，多西登上了开往伦敦的轮船。也正是在英国，他得以认识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在与柯布西耶共事不久后，1954年他回到印度，主持柯布西耶位于昌迪加尔和艾哈迈达巴德的项目，其中包括棉纺织协会总部大楼（1954年）和肖特汉别墅（1956年）等。1962年，他还与另一位现代建筑大师路易斯·康合作设计了印度管理学院艾哈迈达巴德分校，之后他们又继续合作了十余年。

1956年，多西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Vastushilpa，后更名为Vastushilpa Consultants。在最初的几年里，他都在实践为低收入人群设计房子，也就是位于艾哈迈达巴德的阿提亚低造价住宅和物理研究实验室低造价住宅。

在此之后，多西开始意识到相对于一种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建筑来说，印度需要有自己的现代建筑。于是他在卡玛拉家宅上实践了其带有南亚风情的色彩学，而在另一个印度学校研究所大楼项目上，他借鉴了南亚一种传统的住宅形态Haveli，但使用的是现代的混凝土结构。再往后，他的建筑愈发本土化，这体现在他的建筑工作室Sangath和Gufa洞穴画廊（Amdavad ni Gufa）等项目上。

普利兹克奖的评审词这样评价：“凭着对印度建筑深厚传统的理解和鉴赏，他将预制件和本土工艺相结合，发展出一种与其祖国印度的历史、文化、本土传统和时代变迁相和谐的建筑词汇。”

这种转变也许来自对柯布西耶所塑造的一个全凭规划的、运用了现代设计方法的昌迪加尔城，并不符合本土需求的反思。但更多的，不如说是他迎合了当时一个刚独立不久的印度寻求自身身份的迫切渴望。

如果从更广的地理纬度来看，寻找东方身份的建筑师不止多西一人。1930年代，正是有了最早接触到柯布西耶和包豪斯学校的日本建筑师前川国男、坂仓准三等将前者的设计理念带入日本，才有了随后，几乎跟罗西同时代的日本建筑师们在日本本土建筑上的多项实践。

关于柯布西耶的教导，可以从多西获奖后的感言看出，“我的作品由我的生活、哲学与梦想延伸而来，我专注于积累创造一座建筑精神的宝库。获此至高殊誉，我要感谢我的导师勒·柯布西耶。源于他的教导，我对社会身份的定义产生质疑与思考，这驱使我为建造出可持续发展的全方位住所而不断探索，寻求全新适应当地区域特征的当代建筑表现形式。”

需要说明的是，多西是印度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建筑师。而本届普利兹克评委中有一位中国人，也就是2012年的奖项获奖者王澍。他俩身上的相似性不仅仅在于都是本国“第一位”该奖项的获得者，也在于，他们都在努力建立一种本土的现代建筑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