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次一带一路国际峰会已在北京圆满落幕，中国影响和中国优势正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开来。同时，中美贸易谈判也正在积极进行，相信两国的最高智慧最终将使得双边的利益争端得到满意解决。毫无疑问，中国正在融入和改变世界，世界也正在接纳和改变中国。在一片喝彩声中，我们需要清醒看到，中国在经历了将近四十年的开放改革发展历程后，中国的“后发优势”开始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发展也面临一些巨大的内外部挑战。 中国优势和“中国定律” 用了三十年左右，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中国制造在规模上已追上美国，从某种程度上说，可称为世界第一。中国在能源、钢铁和汽车在三大标志性的市场领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销体量。这些成就让世界瞩目。 经济学家在讨论“中国奇迹”的时候，曾经争论过所谓的“后发优势”。抛开“后发优势”的模式之争，仅从实证角度看，中国在追赶欧美日的博弈过程中，其后发优势是比较显然的。在经济和科技领域，领跑和跟跑的成本、效率和耗时有着巨大的差别。领先者需要创新，而跟随者需要的是复制。因为有很多可以参考和借鉴的东西，加之举国体制，我们的发展速度自然可以比别人更快。此外，中国人勤劳的复制和学习能力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当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正向世界第一无限接近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定律”：在生产领域，中国干什么，什么就便宜;在消费领域，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贵。中国经济的复制能力太强了，国内已形成了一整套的复制产业链，加之人工和环保方面的成本优势，以及政府管制方面的效率，使得中国的比较成本优势极为明显。另一方面，中国人口的体量优势更为突出，中国一个省份的购买力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购买力，当然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价。 “中国定律”与“中国共识” 归结起来说，“中国定律”的核心力量就是以规模和数量取胜。在一定市场条件下，当一国的经济规模达到一定数量级别后，竞争将呈现一边倒的碾压优势。但是，长期的规模竞争自然会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或者是负效果。比如，对资源掠夺性的开发模式，不计长期环境和人文成本的发展方式和GDP第一的经济发展思维定式，这些“中国定律”的问题在国际上造成了一定的顾虑，西方人乃至发展中国家开始越来越担心“中国胃”对自然资源的吞噬。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越来越担心，这种以量取胜的发展方式将会给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随着空气和水土质量的恶化，全国各地传来越来越多的重金属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人们希望中国今后的发展更低碳环保，这已经成为“中国共识”。 事实上，中国经济面临着规模效益急剧递减的严重问题。重复投资和大规模制造使得投资的边际效益大规模递减，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增长需要投入更多的货币和资源，才能拉动一点点GDP的增长。在很多情况下，地区间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造成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使正向的货币投放最终变成负效益的投资。 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的“中国共识”也许有了一个新的含义：要保持国家可持续的平稳发展，中国该转换经济发展的模式了。也就是从GDP增长的量化思维，从大规模投资带动的需求端，转向以质量发展为导向的供给端变革。 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硬核挑战 显而易见，“中国定律”需要蜕变，需要从规模增长转向质量发展。这是未来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时代达背景。中国已经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的后期，这是一个注重于市场信息要素多过于注重工业制造要素的后工业社会。简单而言，“中国定律”下的产业发展基于的关键词是：大规模、资源要素和重化的实体经济。而新经济时代发展的关键词是：市场数据化、资源碎片化、产业个性化。 相比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中国经济的落后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高科技、科学管理和精益生产为基础的产业格局;第二，金融资本对产业发展的结构化服务和全面融和;第三，市场供求两端的深度细分，市场利基化(Niche)发展，以及能够创造和容纳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成长的市场环境。 中国正面临一个全方位的产业转型升级，这对中央管理层和地方主政阶层来说，是一个产业发展逻辑的思维变革。新经济的市场发展逻辑的核心是三个市场精髓：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和传承文化。 其实在当下中国，有关知识经济和高科技被强调得的够多，人财物的投入也不少，各级政府也将这些摆到优先位置。这些前卫的概念总是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也非常容易被“大规模和要素型”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所接受。 我们经常听到业界在喋喋不休地大谈“创新”、“新能源”、“高科技”、“两化融合”等，但“创新”到底是什么含义?“创新”的目的是什么?这些本质的问题比较少有人去探究。比如，中国投资风能和太阳能的资金已经远超美国，可美国人还在向占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传统能源领域进行长期投资，用以提高生产的质量和效率，把新科技应用于传统领域，产生新的市场竞争力。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不久将来突然发现，我们的太阳能发电其实并没有洁净我们的天空，我们的风力发电除了景观效益外很多根本上不了电网。而在传统领域，我们还在浪费更多的能源，还要依赖西方的“旧技术”。高科技固然重要，但光靠堆钱是掌握不了核心技术的。 归根结底，产业转型升级靠的是人，人是产业升级的硬核。 第一，没有企业家精神，科技创新最终都将是片片浮云。我们必须意识到，政府产业引领和企业家创新精神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一个是以政绩为导向的政策指引，一个是以人类探索为本质的原创动力。企业家精神是市场长期繁荣的根本。如果没有孵化和适应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和产业发展环境，企业就只有短期谋求最大财富的冲动; 第二，要想达到德国和日本制造的高度，产业的工匠精神不可或缺。工匠精神需要科学管理，需要精益生产，更需要慢功夫和沉下去做的产业乃至投资的耐心。制造精品是需要很多年和几代人一点一滴地磨出来的做。人们沉浸在“大”和“快”的惯性商业文化中，就很难得有人静得下来做细碎的精益; 第三，财富的传承不仅仅是金钱的继承，更重要的是家族精神和企业文化的传承。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商业市场上，暴富者不计其数，暴富的财富效应也屡屡彰显，一方面也孕育出社会广泛存在的暴发户商业文化，攀权趋势，唯利是图，金钱主义。这样的商业文化环境不利于人本主义的商业文化及其价值的传承。 让中国速度等一下产业的耐心和韧性 当前中国制造转型升级中的不少提法比较表面和片面。产业转型升级的目的是可持续地提高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也就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靠持续的技术创新、持久的管理改善、优化的资本运作和自由坚韧的企业家创新精神，而不是加大投资力度，各地全面建设各种产业园区，增加各种出口补贴和建立各种政府的产业基金。 中国制造的下一阶段需要更多的智慧、思考、耐心和扎实的努力。然而，在缺乏深入研究和独立思考的社会环境下，在追求速度和急功近利的商业浮躁文化环境中，潜心研究、不谋政绩、不图短期功利的产业精神，似乎无法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奖赏，这不能不让人忧心忡忡。 就上所述，我认为，中国制造正进入一个十年到二十年的彷徨磨合期，也许我们还没有吃到真正的苦头。中国经济的爆发和少数阶层的暴富即催生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也同时助长了我们的民族狭隘性，考验中国的耐心和韧性的时候到了。 请让中国速度等一下中国人的耐心和韧性吧! (作者： 范棣博士，独立经济学者，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师从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和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教授，曾兼职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客座教授。著有《长大》和《少数派的财富报告》等财经畅销著作。曾在中、港、美三地出任国际著名金融机构和企业集团的执行董事和高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