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杨绛译自哥尔德斯密的散文《世界公民》的一段，题为《随铁大少回家》，受到翻译名家傅雷的称赏。解放后她译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又受到朱光潜的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文革”后，杨绛创作了中国第一部以干校生活为题材的纪实散文，出版之后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先后被译成日、英、法、俄等多国文字，有美国学者称它是“20世纪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

　　之后的小说《洗澡》被施蛰存誉作“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并说“（杨绛）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洗澡》中的人物，都是‘儒林’中人。不过最好的一段，许彦成、杜丽琳和姚宓的三角故事，却是吴敬梓写不出来的”。

　　一次，舒展和杨绛闲聊，“您到七十多岁拿出一部长篇小说，怪不得夏公要捧您，因为您是文艺领域各种样式的大票友，文、武、昆、乱不挡，生、旦、净、末满来！”

　　这一回，杨绛则以其无锡家乡民谚打趣道：“那叫做‘猪头肉，三不精’！”

　　“我一个人想念我们仨”

　　1977年1月，单位给了杨绛一串钥匙，让她去三里河新盖的国务院宿舍看房子。立春那天，杨绛母女由年轻朋友陪着，收拾行李迁入新居。杨绛怕钱锺书吃灰尘，把他当作一件最贵重的行李，下午搬迁妥当后，再用小汽车把他运回新家。

　　从此，一家人安顿下来，专心读书做学问。每月的工资、所需的书籍，都由外文所的董衡巽、薛鸿时等人领来、借来。如今，80多岁的董衡巽还对记者感慨：“杨先生总批评我‘聪明人’‘懒惰’。她很勤奋，在她的熏陶下，钱瑗也十分刻苦。”

　　钱瑗在北师大英语系工作，也像杨绛一样，为他人忙得像陀螺，没有自己的时间。1995年春夏，钱瑗开始咳嗽，只当是感冒；当年秋冬腰疼加剧，起不了床，也只当是挤公交闪了腰。直到1996年1月，她连站立行走都已困难，住进北京胸科医院，临走前还轻松地对杨绛说：“妈妈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3月，确诊是肺癌晚期。　　薛鸿时曾回忆说：“那时钱先生住在北京医院，钱瑗的医院在西山，两个医院相隔很远。杨先生是又伺候钱先生，心里又想着女儿。”钱瑗瞒着妈妈，只说是骨结核。杨绛明白女儿可能时日无多，但又瞒着钱锺书，说女儿能治愈，一年或八个月就能好。钱瑗借故不让妈妈去看她，怕妈妈劳累，也怕妈妈见到她的惨状伤心。两人好不容易见面，“妈妈看着女儿，女儿看着妈妈，一句话都没有”。

　　1996年11月3日，医院给钱瑗发了病危通知，钱瑗的第二任丈夫杨伟成告诉了杨绛。8天后，杨绛到北京医院照顾钱锺书，钱锺书忽然对着她背后大叫了七八声“阿圆”，然后对杨绛说：“让小王送阿圆转去。”杨绛问：“回三里河？”钱锺书摇头，杨绛又问：“西石槽？”答：“究竟也不是她的家，叫她回自己的家里去。”杨绛答应转告圆圆后，他才安静。此后，钱锺书不再呼唤阿圆，也绝口不问女儿的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