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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相访谈》第一期节目中，在洒满落日余晖的海边，阿米尔·汗独自漫步，画外音是他的这段独白。他觉得自己不能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发生的一切，“你必须做些什么。”他告诉自己。 组建团队是第一步，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中学同学，一位职业律师，随后加入的是一名新闻记者，也是他的朋友，就这样，七人核心团队很快成立。之后他们用了一年时间做社会调研和素材搜集，一年之后，团队成员们带着各自走访全国调研所得的话题清单来到阿米尔·汗家中。阿米尔·汗自己也准备了一个话题列表，大家通过辩论的形式，确定了最终的节目选题，包括《杀女婴》《儿童性侵》和《巨额的嫁妆》等。 “我不想掩盖问题，但我不愿意用愤怒的方式去讲话。” 第一期节目《杀女婴》开播前就在印度社会引发关注。 演播室里，坐在阿米尔·汗对面的这位妇女，怀孕两三个月时，她被丈夫和婆婆带到医院，作了检查之后，医生给她打了一针，她随即失去知觉，醒来之后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不在了。得知坐在他对面的这位母亲在八年的时间里被流产了六次时，阿米尔·汗汗突然沉默了，他用手抹去了眼角的泪水，谈话继续。 在这期节目中，这个47岁的中年男人不止一次地落泪。当他听到人们讲述苦难，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采访中，阿米尔·汗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一件儿时往事。那年他11岁，正沉迷于网球，成绩很好。每次比赛结束后，回到家，母亲都在等着他。 “今天赢球了还是输球了呢？”母亲问。 “赢球了。”阿米尔·汗每次都这样回答。 母亲通常会给他一个拥抱。 “你知道输球的那个男孩，他现在一定也回到家里了，他的妈妈也会问他相同的问题，他的妈妈此刻应该很难过。”五分钟后，母亲说。 如今，阿米尔·汗已经年过五旬，40年过去了，当时的这段对话他清楚地记得。“我们通常都只想到自己，我妈妈她总会为别人考虑。”他把自己对弱者的同情和关怀归功于母亲的影响。 筹备《杀女婴》这期节目时，他的团队去到了印度北部的哈里亚纳邦，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很多年过35岁，超过适婚年龄却不得不打光棍的男子，他们娶不到妻子，因为那里几乎没有女孩，女孩们在母亲腹中时就被剥夺了生的权利。而那些顺利出生的女孩，等待她们的很可能是被拐卖和被强奸的命运。 阿米尔·汗和他的团队就这样把残酷的现实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批判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是我们进步的第一步。没必要为自己的祖国被放在聚光灯下而羞耻，应该羞耻的是我们的国家在那一方面还有欠缺。” 在《真相访谈》中，阿米尔·汗不止是主持人那么简单，他更像是一名新闻记者，试图呈现问题的各个方面，从个人层面到社会层面，再到法律层面，最后是历史根源的追述和未来发展的预测。“当你深入去调查，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你会觉得问题严重到永远得不到解决。” 《真相访谈》播出后，直接推动了印度堕胎和性侵法案的通过。阿米尔·汗受邀到国会作证，推动国会通过了保护儿童的相关法案。 而成为“印度良心”后的阿米尔·汗，也遇到了一些拍电影不会遇到的麻烦。他揭发医生的医疗失当，探寻食物中农药的来源，触碰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些人中不乏富豪。阿米尔·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人曾收买媒体，抵制他的电影。 筹备节目的那一年，他和团队在走访中真切感受到了自己国家面临的问题，有的人会变得愤怒，“你应该这么说。”有人建议他。“不，我不想掩盖问题，但我不愿意用愤怒的方式去讲话。”于是大家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呈现问题，拒绝愤怒。 在拍摄《三傻大闹宝莱坞》时，有一天阿米尔·汗正在开车，导演拉库马·希拉尼打来电话。“我们刚给你写了一首歌，等你去世的时候，可以在你的葬礼上播出。” 这首歌这样唱：他到底来自何方，触碰了我们的心然后消失不见，他要去往何方，让我们找寻。在炽热的太阳下，他是一片绿荫，在荒芜的沙漠里，他是一抹绿洲。破碎的心，由他为你填补。恐惧，我们困在深井之中，无畏，他却嬉戏于其中，毫不犹豫，扑向汹涌的潮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