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过程

　　自十世纪初以来，“凌迟”俨然化为中国刑罚系统中最典型的惩罚。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凌迟与古代刑罚大相径庭。虽然“凌迟”一词最早出现在第十世纪，直至十三或十四世纪才正式编入刑律。此外，1905年法学史家沈家本奏请删除凌迟等极刑获准，也是以此作为论据之一。毕竟“凌迟”不合乎中国的法学精神、刑罚特性以及应用方法，看起来比较类似“特殊法”的惩戒类型。当然，这项特殊法是隶属于帝王的司法系统，《元律》有记载执行。不过，经过仔细观察之后，建立非刑之正的处罚，毕竟违反正常的法学精神，从建立到废除为止，文人始终称之为残酷、不人道的处罚。

　　凌迟，是一种肢解的惩罚，即包含身体四肢的切割、分离。清朝末年拍摄的照片，显示为真正的“八刀刑”处决。八刀刑，刽子手利用一篓编上号码的锋利刀具：第一刀，切胸口（一律从左侧开始，下列其他部位亦然）；第二刀，切二头肌；第三刀，大腿；第四刀和第五刀，切手臂至肘部；第六刀和第七刀，切小腿至膝盖；第八刀，枭首。支解后的尸体残骸放入篓子里，头颅则公开示众，期限不定。这是清朝末年的做法，一般俗称为“十六刀”、“三十二刀”、“三百六十刀”……，不过我们不清楚是否真有这些数目，或只是虚构的数目。明朝时期的“刀”，有切伤和“多”之意，数目累加，行刑时间延长。1510年宦官刘瑾涉嫌阴谋叛变，被判处“剐刑”三日，不过第二天他便死去。这是一件特殊的案例，宦官为人憎恨而受极刑，被判处最重的大逆罪；《明史》未曾提过刘瑾遭受“凌迟”之刑，而是“磔于市”，属于“弃市”形式，明言必须公开行刑。

　　若要区分“凌迟”和其他类似刑罚的差异，并了解清朝以前“凌迟”的做法，着实不容易。当我们益加深入探寻这种刑罚的起源时，较为清晰的相关资料愈显得不足。我们须先区分：一方面，这些刑罚做法包括肢解；而“凌迟”一词的出现，则指明支解刑法的合法性。

　　如果古代刑法志，我们可以找到历史上诸多将帅、官吏被处以斩断的案例，最恐怖的细节可以联想到厨房的菜单。透过阅读这些历史的插曲，令我对“凌迟”的起源感到迷惑。当然肉体的切割有两种情况：所谓“脔”等极刑时，是将肉体割除殆尽，犯人变成食人者的肉，仇家可在自家厅堂饱食大餐；而“凌迟”之刑则相反，肉体被支解后，人形尚可辨识，事后悬挂街市展示。此外一项基本的差异为：“脔”刑案例极为罕见、独特，官方史学家细心将此保留，作为残忍、可怕的暴君范例。这些案例固然恐怖，但都是轶事，甚至可能只是传言。相反地，从十一世纪末开始，“凌迟”即是确有其名且经常施行的刑罚，并非仅是轶事或传奇，而是真实的骇人史实。

　　我们同样也找到诸多类似惩治叛乱谋反的“凌迟”刑罚，例如613年隋炀帝判处谋反者肢解、穿箭与灭族，而同样地隋朝也曾删除《隋律》中的肉刑。这类刑罚除了运用在司法审判，战争时期也会采用，而且是真实存在的。几乎每个朝代都可以见到类似刑罚，通常称为“磔”或“支解”，所以经常会令人联想：“凌迟”一词并非应用于一种肢解的肉刑，而只用于法庭的法律裁决。所有的关键问题在于了解：如何于特殊案件使用极端的方法，而能在法典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成为一种法律上的完美“刑名”，法官经常得以藉此宣判。

　　凌迟处死，是一种古代供罚。“凌迟”俗称“千刀万剐”，是我国封建社会死刑中最残酷的刑罚之一。“凌迟”主要是针对犯了谋反、犯上作乱、“口语狂悖”等“大逆”、“逆伦”罪的人设置的。也就是说，“凌迟”主要是用来处死危及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犯的。“凌迟”的执行方式是将犯人零刀碎割，使其极尽痛苦而死，让那些声称“脑袋掉了不过碗大个疤”的好汉，想速求一死而不得，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