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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贸易政策：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将开拓国际市场放在战略优先位置，制定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出口战略”，通过国内立法，双边和多边协议，推动 “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贸区”等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资源的全球化配置。
中国发展“新经济”的宏观经济背景
1）全球化与信息化大背景
同美国90年代一样，中国也进入到了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浪潮之中：进出口金额大幅增长，目前已经长期高于24万亿元的水平，深入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信息化水平快速提升，互联网普及率到2017年6月已经达到54.3%，同年双十一支付宝总交易额达1682亿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幅度。全球化与信息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全球化才能实现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其中生产全球化为国内产业升级提供条件、贸易全球化为新经济发展提供市场空间、投资全球化为新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而信息化是新经济的技术基础，信息革命带来的产业升级才能为新经济带来不竭动力，从而实现经济高增长、低失业率和低通胀率。中国正经历的全球化与信息化大背景与美国发展新经济的宏观背景相似，令中国有了发展新经济的可能。
 
2）新经济“一高三低”的吸引力
中国在经历了1990-2010这20年传统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后，经济的高速增长进入瓶颈（详见“思考五”），新经济在经济高速平稳增长的同时，还能将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财政赤字都控制在较低水平的“一高三低”特点颇有吸引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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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五：我国为什么重视发展“新经济”？
传统增长模式的沉沦
中国传统增长模式已经步入瓶颈，旧经济的模式已经出现“钝化”。
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令人坦然接受的理由，例如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年，不可能永远保持10%以上的增长水平，以目前庞大的经济体量增速略有下滑是合理的；又例如其他发达国家在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后经济增速都有下降，经济“换档”是正常现象。总之，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是经济体的发展阶段所致。这些解释未能深刻剖析中国经济中“旧经济”模式面临的瓶颈和不可持续性。实际上正是“旧经济”的几大要素无法持续高投入，让中国不得不放弃“保增长”，转而寻找“新动能”。
1） 实体经济杠杆率高企，高资本投入模式空间有限
“旧经济”有赖于高投资，但中国杠杆率水平已经位于较高水平，继续加杠杆保增长空间有限。截至2017年年中，中国实体经济杠杆率（非金融部门债务/GDP）已经达到255.9%，超过美国的249.5%，增长十分迅速。分部门来看，企业部门杠杆率近年来一直维持高位，并且开始缓慢去杠杆，而家庭部门杠杆率近年提升较快。
 
2） 资源与劳动力要素的高投入同样不可持续
除了资金外，其他的要素如资源和劳动力的高投入同样不可持续。2016年我国原油消费量已达5.78亿吨，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消费国，对外依赖明显。全社会用电超过5.9万亿千瓦时，高能耗、高污染的“旧经济”如果继续维持高增长，资源短缺和生态承受力的矛盾将越来越凸显。与此同时，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面临短缺，从2010年开始，我国的人口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了逆转，老龄化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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