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大盘无定数，涨跌淘尽英雄，成败输赢转头空，股市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改变一群人命运的8分钟

1995年2月23日16时22分13秒，一群人的命运被改写了。

在此后8分钟的时间里，管金生领衔的万国证券连续向327国债期货砸下1056万口空单，直接从浮亏60亿元变成盈利42亿元。

作为国债期货的设计者，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看到这疯狂的一幕已经说不出话来。当时上交所规定个人持仓不得超过3万口，机构不得超过5万口，但疯狂的透支交易已使得市场犹如脱缰野马般不受控制。而这笔等值于当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30的巨量空单一出，多方不知会有多少人倾家荡产。

那一年，管金生行至巅峰，风头无两。他与尉文渊、阚治东等人一起，并称“中国证券教父”，由他一手创办的万国证券一度持有中国七成A股和几乎所有B股，成为中国第一大证券公司。

1989年1月管金生访问华尔街

管金生有足够的资本相信自己对市场的判断，管金生认为“327”国债的保值贴息率不可能上调，即使不下降，也应维持在8%的水平。按照这一计算，“327”国债将以132元的价格兑付。因此当市价在147~148元波动的时候，万国证券联合辽宁国发集团，成为了市场空头主力。

而另外一边，1995年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经开），是财政部的全资子公司，中经开认为，它当时已经知道财政部将上调保值贴息率。因此，中经开成为了多头主力。

在当时，关于提高利率的传言一直不断，但市场人士一笑了之，认为这是多头借助其财政部背景散布的谣言。管理层岂能朝三暮四，朝令夕改的玩笑，全天下哪听过儿子炒期货，当官的老爸拿国家公器给儿子帮忙的道理！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发布公告称，“327”国债将按148.50元兑付，空头判断彻底错误。那天一开盘，中经开便连续砸下300万口多单;到下午，先前做空的辽国发改弦易帜打出200万口做多。财政部已经确定提高贴补率的利多消息，管金生却已输红了眼，依然不断做空。残酷的事实就是：价格步步升高，每上升一元，万国证券就亏损十几亿元。

然后，命运的八分钟到来。没有人知道管金生是怎样想的。他砸下1056万口空单的孤注一掷更像是对监管层、财政部的“羞辱”。

1995年2月23日“327”国债期货走势

结局可想而知，当晚11时，上交所宣布16时22分13秒后的交易无效。

空方破产，多方暴富，其实大家都违规了。327国债期货的多方与空方，严格意义来讲都属于内幕交易。同时，限仓制度的缺失、保证金制度执行的得过且过，导致多方空方违反多项交易准则，可以无穷下单进行豪赌。1995年2月23日亦被称为“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最后，板子只打在了管金生的身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老管的罪名是“行贿”，后被关押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

“老管”的请求

2月23中午12点多，“老管”来找“小尉”，提出了三个“帮忙”的请求。

“老管”和“小尉”是管金生和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之间的相互称呼。

“你能帮我忙吗？”管金生问。

“什么事儿你说吧” 

“能不能给我增加点持仓量？”

“40万口是统一规则，要我单独给你增加，这不行！”

“你怎么了？”

尉文渊进一步追问。

“我可能超出了一些仓位。”

“那就赶紧平仓！你怎么超仓的？”

“你别问了，我是向其他证券公司借了一些仓位。”

“赶紧平仓！这个别跟我商量。”

管金生的第一个要求被尉文渊拒绝了。

实际上，当时万国的持仓已远远超过40万口的规定。

“第二个事情你能不能帮我忙？”

“你说吧。”

“交易所能不能发个通知？”

“什么通知？”

“就说到现在为止上海证券交易所没有接到财政部贴息的通知。”

听到这一句，尉文渊蒙了。

没有接到文件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交易所没有权利发出这种模棱两可的通知，由此趟入多空争执的浑水。

尉文渊想，如果此通知一出，作为“三公”原则的铁定遵守者——交易所因此会被推上很尴尬的位置，这显然是不可取的。这一要求再次被拒绝了。

“那能不能把交易停下来？”管金生第三次发难。

“老管，我有什么理由把交易停下来？再拿什么理由恢复交易？什么时候恢复交易？你告诉我这个事情怎么做？”

此时的尉文渊心里明白，交易所没有任何理由对市场传闻做任何动作，也没有任何理由停止下午的国债期货交易。即便是“327”事件当晚，财政部国债司还打电话过来，要求保证第二天正常交易。

尉文渊拒绝了老管的3个请求，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后面的剧情。下午4时22分，休市前的8分钟管金生做出避免公司倒闭的最疯狂举动：大举抛售债券期货，继续做空国债。当日成交量达到了人民币8，500亿元，为正常水平的85倍，等值于当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30。

1995年2月23日“327”国债期货成交情况

上交所尉文渊一身冷汗胆战心惊。收市后上交所紧急开会，争来争去，依然没有结论。晚上10点，尉文渊一个人跑到二楼贵宾室坐了一个小时。上交所当晚紧急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交易是异常的无效的，经过此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订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如果按照上交所定的收盘价到期交割，万国要赔60亿元；如果按147.40元计算，万国赚42亿元；如果按151.30元平仓，万国亏16亿元。

第二天，万国证券发生挤兑。2月27日和28日，上交所开设期货协议平仓专场27日，协议平仓只成交了7000多口，而327国债品种持仓量高达300多万口。2月28日，采取强行平仓，大约在151元左右140万口，327国债占85%以上。3月，人大政协两会召开，火力骤起。为什么这样一个没保证金、交易额达1400亿的交易能在上交所通过。尤其把327事件与英国巴林银行倒闭串在一起，一个叫利森的20多岁的交易员玩期货，他贼大胆越权放天量，几分钟就把个有百年历史的英国巴林银行给玩倒了，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管理层：国债期货实在不好玩！

1995年6月，国债期货市场被关闭。2个月后尉文渊因监管失察而无奈请辞。

万国证券经此一仗，元气大伤，不久被重组。1996年7月16日，申银与万国合并为申银万国证券公司。1997年2月3日管金生被判处17年徒刑，罪名是行贿、并在期货市场成立前数年里滥用公共资金，总额达人民币269万元。有人说，管金生是因“327”而生出祸端，却硬套了一个行贿的罪名，可谓被“冤枉”入狱。

在他被判17年监禁之时，中国第一大证券公司———万国证券也分崩离析。管金生时代就此划上休止符。

证券教父管金生

1947年5月19日管金生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一个穷僻的小山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境贫寒。1965年，他考进上海外国语学院法语系，青年时的管金生做的是学者梦。他对法国文学颇有研究。1982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获得法国文学硕士学位。因后来找不到对口的工作，他从公安机关的翻译岗位，改行投入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先后任经理助理、副经理，并被选送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深造，成为法学、工商管理双料硕士。

1980年代后期，邓小平视察上海，征求上海各界有识之士对振兴上海的真知灼见，并表示了把上海外滩建成东方华尔街这一构思的极大兴趣。管金生热血沸腾。他一夜不眠，奋笔疾书，下笔万言，痛陈创建中国证券市场之重要，并请愿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建议被接纳，并被批准“试点”。

1988年，由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10家股东筹资3500万元人民币，万国证券开张。管任总经理。

管金生出席记者招待会

“万国的成立，本身就是管总对中国证券市场的贡献，”管金生前秘书，万国证券副总经理卫哲说。

在万国成立的过程中，管金生做了两个坚持。第一，公司实行股份制，且各大股东股权比例相差无几，这是中国第一个股份化的证券公司；第二，坚持与银行脱离——“从一开始，管总就知道，银行与证券公司必须分开。”卫哲解释说。

这两个安排，均是领当时中国风气之先的动作——此前仅有的两家证券公司分别脱胎于工商银行(南方证券)、交通银行(海通证券)。

“他的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是一个老师，把国外的这种理念，战略、文化带到中国来。”卫哲说。1993年，有时评价管生金：他的卓越就在不断地冲击旧的体制。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海黄浦路成立

前排右起尉文渊、刘鸿儒、阚治东、管金生

在上交所的建设中，其交易规则，设备，交易员的培训，几乎都是万国一手操办；深沪两市的异地交易首先由万国开通；它最早开始在国内推动和实施无纸化交易；而“B股是怎么推出来的？都是我们在房子里想出来的。”

另一位前万国职员说，在他刚刚加入的时候，很惊讶于监管部门怎么会简单地把万国证券提出的建议写入监管条例。

不仅如此。在万国发展的初期，管四处演讲。“当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把当时银行，财政，计委，经委各个部门都拉出来，进行免费的培训”，“做了大量的市场培育工作。”

万国成立不到两个月，就作为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在国际证券界亮相——在由20多个国际证券公司组成的、对意大利国民劳动银行新加坡分行在伦敦发行欧洲日元证券的承销团中，日本野村证券任总干事，万国任副总干事。1992年年底，他在香港与李嘉诚合作，一举收购香港上市公司香港大众，完成了大陆证券公司首次收购境外企业并成为控股人。

管金生是第一个从国库券流通中嗅出商机的机构券商。

中国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按国际惯例称为国库券，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由于缺乏流通性，所以很不受欢迎，不少地方政府以党性为号召，要求所有党员和公务员必须购买，有的政府和企业索性在工资中强行摊派发放。到后来，很自然地出现了国库券地下交易，一些人以五折六折的低价收购国库券，还有的企业用国库券变相降价，来推销积压产品。由于各地的收购价格不同，便形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黑市”。这些行为虽属违法，但却日渐蔓延，已成无法遏制之势。

当时，全国银行并无联网，所以各地的国库券价格相差很大，万国只有十多个人，管金生率众倾巢而出，跑遍了全国250个大中小城市和偏远乡村，到处收购国库券。有一次，他亲自到福州去采购，一出手就吃进200万元的国库券，这些从无数散户手中收来的券额都是5元、10元的，足足塞满了几个大麻袋，他租了一辆汽车直送上海，装不下的两个大旅行袋，他一手拎一个坐飞机回去。在机场安检入口，他好说歹说硬是没有让安检人员打开旅行袋检查，到上海的时候，袋子的底部已经撑破了，他连拉带抱地总算出了机场。

凭借专业精神，万国迎来了自己的辉煌。“在一级发行市场上，我们曾经一天出席四个发行仪式。很多行业都是这样，一下子全跟我们签了，最后，政府不得不出来协调，分配给其他券商。”卫哲说。

而在二级市场，交易量前十名的证券营业部中，往往有七、八个都是万国的。事实上，万国证券一度持有中国国内上市公司70%的A股和几乎全部的B股。

1988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到万国证券视察调研

万国鼎盛之时，管金生先后当选为上海普陀区政协常委、静安区人大代表；他还兼任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并被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聘为兼职教授。

卫哲认为管的过失主要在于一点：快速发展时期管理的简单化造成的风险控制盲点。但同时他说，就在1994年底，管已经将公司核心层的2/3抽调出来，脱产进行业务流程和机制改造，目的就是实现从人治到法治。“我们内部称之为‘5大机制转换工程’，原本1995年推出，”他说，“可惜晚了点。”

作为债券市场交易的主导者，1995年“327国债”事件发生的那一周，万国超卖债券期货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公司预计财政部将下调“保值贴补”——提供“保值贴补”是为了提升国债发行的吸引力——这会导致市场大幅下挫。但万国后来又获悉，财政部将提供另一份保值贴补，提高的比例比下调的幅度更大。这一信息令公司惊恐万分。管金生别无他法，只好在2月23日这天休市前的8分钟里，做出避免公司倒闭的最疯狂举动：大举抛售。这一举动，造成了债券期货市场崩盘，以致中国证监会下令将这8分钟内完成的交易全部取消，这结束了他作为中国证券业伟大试探者的生涯。

金融帝国只堪追忆

入狱之后，管金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有记者去采访他，他只是说自己又操起了翻译的旧业，翻译了一些关于全球化和各国经济问题的文字，对于国内的证券市场和万国证券的往事，却不愿再过多谈及。

2003年，已到花甲之年的管金生保外就医，在家中休养。

财经媒体人方泉曾在博客中透露，2005年5月中旬，在参加原申万证券研究所董事长、管金生老部下庄东辰的遗体告别仪式前，见到了假释出狱的管金生。方泉描述，曾经沧海后的平和反映在他朗润的面颊上，恍若隔世，丝毫看不出十几年前的威猛与强悍。

管金生作为中国证券界“教父”级的人物，江湖地位还在，有许多以机构向他发出邀请，他答应了一部分。于是一边养老，一边做起财经顾问，时而会出席一些金融活动。

在一次金融论坛上，管金生谈到过“327国债”事件：

“在327事件当中，我个人也有自我检查和自我反省，由于当时市场管理者在我提出合理化的停牌建议之后，采取了不作为的做法，有人说你一天赚钱赚这么多干什么？这不是赚钱不赚钱的问题，这个是因为突然改变贴息，突然改变交易合同的内容，任何交易所唯一的做法只有停牌，这是国际惯例。

如果照当时那天情况继续交易的结果，一定是空方券商全部破产，没有任何一家的空方可以幸免于难，几十家的券商破产，一定会发生大规模的股民投资者上街挤兑，到证券公司挤兑，在上海这个地方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这绝对是一场金融风暴，全世界都要震惊，完全有可能发生金融风暴。

我没有采取不作为，我是想有所作为，想制止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错在什么地方呢？我采取了单纯的技术处理办法，如果当时我有足够的智慧，完全应当综合采用外交和政治的手段，管理者不作为就向管理者的上级再反映，一定要停牌，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全球如此，这不是道义的需要，这是金融秩序的需要，一定要停牌，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管理人员不听，我整整一个上午都在这里苦口婆心地说，就是不听，不听我就放弃，我就以为到此为止了。如果是我能够更有智慧，我继续采取一些办法，也可以向他的上级报告，报告他的不作为，比起那些始终坚持改革不动摇又能安全交易的那些企业家，我跟他们差的很远，差在智慧上。”

在这份发言中，可以看出管金生仍然心有不甘，但是，不是对自己创办的金融帝国陨落不甘心，而是对于当时金融秩序的不健全而不甘。

管金生与家人合影

网上可以找到一张管金生和家人的合影。满头白发的管金生，已然是英雄迟暮。随着时光的流逝，或许在管金生心中，昔日的万国王朝只堪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