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症是属于需要长期全病程治疗的精神疾病，而长期治疗必须长期服药，因此对药物的安全性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徐教授说，在临床上我们碰到的问题是，有些药物会给患者带来肥胖、闭经或性功能障碍等副作用，因而导致患者依从性很差，不愿意服药。“目前来说，抗精神病药物大致分为一代、二代，第一代心血管毒副作用较大，第二代副作用明显减轻。但从价格上来说，第二代肯定比第一代贵，但要辩证地看问题，治疗疾病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第一代药物固然很便宜，但安全性、依从性较差，导致反复住院，会产生较昂贵的住院费和检查费等;第二代药物虽贵，但能解决问题，因此总费用下来了。”他说。

　　此外，徐教授表示，一直以来，从政府到社会机构及企业，都为推动我国精神卫生工作进步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多年来，像康弘药业这样的民族药企也通过学术和文化传播、公益项目等各种形式助力我国精神卫生工作建设，并在资助贫穷病人，帮助医生继续医学教育，推动我国临床研究等方面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别让“羞耻感”贻误了救治

　　——专访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李凌江教授

　　李凌江教授主持编写了《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他介绍，抑郁症在当前国内的发病率已经高达5%，在精神科疾病患病者中已排第一，在慢性病患者中排第二，严重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极度减弱了患者的社会生存适应能力，也消耗了大量的医疗资源。抑郁与焦虑总是如影随形，互相影响又互相加重，而且抑郁症的患病高峰在30岁左右，女性比男性患病几率高出一倍，因此防治抑郁症刻不容缓。

　　“羞耻感”严重，就诊率不足10%

　　有调查显示，在众多的抑郁症患者中，仅有25%的人知道自己患病，大多数患上抑郁症的人“身在病中不知病”。“由于现实生活中，不仅老百姓对抑郁症了解非常有限，就连一些综合医院的医生在遇到患有此类疾病的患者时也不能准确识别，更不能作出及时有效的治疗干预，以致抑郁症患者会错失就诊良机。”李教授深有感慨地说。

　　事实上，即便抑郁症患者知晓自己的病症，很多人也往往选择在家默默承受，不曾踏进任何医院，甚至被专业医生诊断出抑郁症，患者愿意接受治疗的人数也不到10%。究其原因，就是患者和患者家属普遍都有着强烈的“羞耻感”。

　　李教授透露，他接诊过很多位病人，当告知患者及家属确诊为抑郁症需要接受精神治疗后，绝大多数的患者都选择了逃避。最常见的说法是：精神病院这种地方，怎么能去?“这就是社会民众对抑郁症知识缺乏足够了解的表现，其实抑郁症只是一种精神科疾病，通过正规、专业的治疗是可以治好的。”李教授解释说。

　　精神卫生知识宣传需多方参与

　　据了解，近年来，在国家卫计委的指导下，康弘药业牵头联合多家机构发起了“舒放医患，解码心灵”综合医院心理健康服务百家巡讲项目，推动精神卫生知识的传播，帮助综合医院医生提升识别精神疾病的能力，并引导医务人员科学纾解职业压力。

　　李教授认为，加大精神疾病的科普知识宣传，需要政府、社会团体、媒体以及企业的多方联动。作为深耕于精神专科的民族药企康弘药业，更应该凸显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为精神卫生工作的进一步推动而积极努力。崔永元曾说：我就想告诉大家，确实有这样一种病(抑郁症)。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得了这种病，希望你不要歧视。

　　“欢迎转行做精神科医生”

　　——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教授访谈

　　11月初，入冬的北京寒气凛冽，北京回龙观医院门口人来人往。2009年，原卫生部部长陈竺专程到这所北京市最大的公立三级甲等精神卫生专科医院看望慰问，并留下了“大医至爱”的珍贵墨迹。七年后，回龙观医院一幢崭新的门急诊大楼拔地而起，在该院院长杨甫德教授看来，这象征着我国精神卫生事业新的发展，而要真正有力应对焦虑、抑郁、强迫、自杀等日益突出的精神心理问题，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