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此以往，这种政策就会削弱人们对央行经济调控的信心，从而让经济进一步恶化。

　　凯恩斯主义很可能使经济进一步恶化

　　萨金特反驳凯恩斯主义的第二个“论点”，还是一句中国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在凯恩斯的世界里，人们仅仅对当下的政策做出反应，今天利率上升了，债券价格一定就下降，明天利率调整回来了，债券价格就上升……然而，现实中的人们除了当下之外，往往还会在乎未来。

　　比如说：如果利率下降了，但是我们预计到利率还会进一步下降，那么债券的价格不一定会上升，反而可能会继续下降;如果今年你年薪百万，但是计划在明年买个房子，那你肯定也不会大手大脚地在今年把所有的钱都花干净。

　　于是萨金特总结道，任何有规则的政策，都不能通过通货膨胀来增加社会的实际总产出。

　　这个结论解决了困扰经济学家们许久的“滞涨悖论”，基于这一理念，萨金特和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卢卡斯一起开创并发展了“理性预期学派”。

　　彼时，托马斯·萨金特等人不过三十而立的青年，空掌握铁，刀明似雪。他们穿越盘踞在经济学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凯恩斯主义的迷雾，旌旗既列，开疆拓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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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去的50年，是属于“理性预期学派”的。

　　1995年，“理性预期学派”的另一位领军者卢卡斯凭借“理性预期他假说的应用和发展”拿下了诺奖。但仅仅有理论说服力是不够的，如何能证明自己的理论预测是正确的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数据来说话了。

　　萨金特除了在理论上做出辩驳之外，进一步通过精确的建模和数据拟合，证明了自己的理论。

　　西姆斯(左)与萨金特(右)凭借

　　“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获得诺奖

　　简单地说，萨金特的方法是“用历史造就未来”。

　　传统的宏观数据分析方法，往往找到的都是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而非因果。比如说：从数据观察，每年冰激凌的销售量和被鲨鱼咬伤的人数成正比增长。于是，政策制定者寄希望于通过冰激凌限购，来减少被鲨鱼咬伤的人数。显然，这种方法经常是无效，乃至于南辕北辙的。

　　而萨金特所开创的结构化的方法则重视因果关系。分析之后会发现其实是因为夏天天气炎热，同时导致了冰激凌的销售量和去海滩度假的人数增加，而去海滩度假的人多了，被鲨鱼咬伤人数也变多了。所以，要想减少被鲨鱼咬伤的人数，应该从更好的警示和防护上下功夫，而不是去搞“冰激凌限购”。

　　这种不满足于表面关联性，重视因果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照亮很多经济学从业者探索的道路，也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从数据出发推断因果关系的方法。

　　也正因为他在这一领域的杰出贡献，在2011年，萨金特众望所归地摘取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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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诺奖，对于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来说都是至高的荣誉，对于萨金特而言尤为不易。

　　他是“半路出家”的经济学家，早年在伯克利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也就是说，他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科生”。在伯克利期间，他入选了伯克利后备军官训练队，每周进行3小时的军事训练，还获得了“最优秀军校学员奖”。

　　萨金特发表获奖感言

　　萨金特的父亲从不记得自己的儿子曾表现出能够获得全球一流学术奖的特征，甚至印象更深的，是儿子在初中一个溜溜球比赛上拿奖，以及，“他玩棒球，是全能型的。”

　　萨金特并不是一个“天才”，却是一个“全才”。他喜欢钓鱼，听古典音乐，阅读历史书籍。

　　在意识到了严谨的数理模型对经济学的重要性之后，他坚持每学期旁听一门数学课，直到做教授很久之后，这个习惯都依然还在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