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歌是范伟相交10年的老友。“我以前也是记者，因为采访认识的。”当年，牛歌拿到的不是宣传或经纪人的联系方式，而是范伟本人的电话。“电话接通后呵呵一笑，就约地方采访了。”

两人一见如故，牛歌说：“范老师觉得我实在，评价他的戏不偏不倚。”打那以后，牛歌和范伟每年都会见上两面，喝茶、聊戏、聊手头的工作。范伟喜欢听听他的意见，好的坏的，听了都不骄不躁。“基本都是范老师主动联系我。说实在的，和明星打交道，太主动，就有点攀交情的意思了。”

“范老师不好写啊。”我和范伟的朋友牛歌坐在咖啡馆里，他对自己的讲述不太满意，开始替我发愁，“这个人，你看不见任何波澜，也抓不住任何把柄，怎么写呢？”

范伟（2014年摄于北京）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我很快就理解了牛歌的担忧。原本希望通过合作伙伴和朋友了解范伟的不同侧面，但这一常规操作似乎用处不大，他和每个人的话题都差不多，除了角色就是剧本，偶尔会忧虑市场和艺术追求。除此之外，家庭稳定，情绪稳定，嗜好稳定，连吃饭的口味都是几十年不变的东北家乡菜。

在2016年末的金马奖颁奖典礼上，拿到“最佳男主角奖”的范伟感谢评委：“这是一部容易被忽略的电影，拍得很淡，演得也很淡，特别感谢评审有耐心看到它的妙处……”

某种程度上，范伟对这部《不成问题的问题》的评价，用到他自己身上也合适。“他很多东西，都来源于平时不动声色的观察，没什么出乎意料的言行举止，但内心时刻在做着快速的运算和思考。”这是牛歌给我的走近范伟的温馨提示。

影帝

刚拿到《不成问题的问题》剧本时，范伟心里犯嘀咕。“梅峰老师写东西没问题，但拍电影毕竟是第一次，别到时候意见不统一，好事变成坏事。”他让经纪人约梅峰见面，“咱见一下，聊聊感受，我还挺谨慎的。”

见面之前，范伟像以往每次见导演一样做足了功课，看了剧本，翻出了老舍的小说原著，角色动机和心理也已经在脑子里过了好几遍。两人在大望路附近的一家茶馆碰头，像是高手过招，彼此试探。

“梅老师，我觉得，这得是个静水深流的东西。”范伟说。

“我想把它拍成黑白的。”梅峰接过话。

过招结束。

“意思对了，要的感觉是一样的。”范伟和梅峰都向我讲述了这段两个人“对上眼”的经过。

在《不成问题的问题》里，范伟要演那个八面玲珑的农场主任丁务源，故事是典型的中国式故事——所有人都说丁主任好，在好人丁主任的带领下，农场却一天天颓败了。问题出在哪里？谁都给不出答案。

开机第一天拍的是范伟陪农场股东家的三太太、大小姐打麻将的戏份。摄影师把镜头架在范伟的后脑勺，三太太被范伟的半个身子挡住，每句台词都变成了画外音。“导演含蓄地告诉我他想要的影像和表演风格，我就大概明白了，接下来就是大家慢慢磨合。”

范伟喜欢这种不言不语的默契，神交让他远离言语间的尴尬，只是，并非所有人都有与他神交的耐心和时间。

梅峰和《不成问题的问题》恰好都耐得住性子。电影的拍摄进度几乎是奢侈的每天一个镜头。一开始，和范伟对戏的年轻演员张超的表演过于外放，梅峰和范伟都不着急，“慢慢调”，终归是调回来了。

“以前只知道范伟老师的戏路宽，但没想到演得这么好。”每拍完一个镜头，梅峰都更欣赏范伟一分。“他总会先保两条，再演得重一点，淡一点，每个镜头拍10到15条，他会给出不同层次的表演。

在梅峰眼中，范伟最厉害的不是自己表演，而是能看出对手的状态和火候，在恰当的时候用恰当的力气。

《不成问题的问题》启用了很多重庆当地的非职业演员，大家没演过戏，更不会调动情绪。“范老师会在开始时演得用力一点，拍几遍，等他觉得大家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就再演得收一些，保两条镜头，他对对手情绪的判断总是敏感而准确的。”梅峰说。

在范伟最得意的那场戏里，丁主任对张超演的秦妙斋讲述自己落水的经历，这场戏范伟要演得模棱两可，真落水还是假落水，让观众自己琢磨。他用一种极为巧妙的方式实现了这一效果：在正常的讲述过程中，突然一顿，面露不易察觉的尴尬，再继续若无其事地讲下去。

在实际的观影中，范伟那一顿果然就是笑点，这种尴尬不易察觉，却是实实在在的每个人都经历过。

《不成问题的问题》是纯粹的文艺片，未来上映，票房成绩完全可以预料得到。但范伟演得过瘾。拍摄结束时，他难得地主动与人掏心：“梅老师，我这个年龄，还能遇到这么一部戏，还是男一号，太难得了。”

2016年是范伟在电影上的丰收年。他不仅凭《不成问题的问题》时隔10年再获封影帝，还另有《一句顶一万句》和客串的《我不是潘金莲》先后上映。

《一句顶一万句》是创作，更是人情。“刘震云老师提前一年跟我打招呼，我觉得这是挺大个事儿，早早就在做准备。”

范伟嘴上不说，但《一句顶一万句》的成片一定与他的设想有差距。“我提过意见，希望别把宋解放那角色弄得苦大仇深，老光棍，人纯粹一点，爱也纯粹一点，挺好。但每个人的创作方法不一样，想法我说了，怎么拍还是导演说了算。”

范伟守着做演员的本分——为导演服务。空间大就多发挥，空间小，就戴着镣铐把舞跳好。“范老师这角色不好把握分寸。”《一句顶一万句》的男主角毛孩说，“和我的牛爱国、刘蓓的牛爱香相比，宋解放最讨好，最有观众缘，他稍微出挑一点，就会抢戏，模糊重点，但范老师的分寸感太好了。”

这种分寸感源于范伟对角色的追根溯源。即便是在《我不是潘金莲》里演只有几个镜头的农夫，范伟也要为人物找到合理的行为逻辑。这个习惯从演小品阶段延续至今，很多时候，他自己归纳的人物小传比导演的版本还详细。

“捋顺了才敢演，不然总是拘谨，没办法，性格使然。”处女座范伟说。

北漂

对于范伟拿到金马影帝，电影圈的人一点也不意外，甚至觉得这个奖来得太晚了。但很多普通观众对这一结果摸不着头脑，在他们的印象中，范伟还是那个“春晚上被赵本山忽悠的范德彪”。

那天采访完范伟，我和一个朋友约了饭。听我说完刚刚结束的工作，她异常兴奋：“超喜欢范伟，小品有意思，彪哥好逗！”

听完这段评价，我立刻意识到，彪哥、小品，以及曾经那些喜剧形象是范伟与观众最近的距离，也是隔在当下的范伟与观众之间巨大的鸿沟。

从曲艺舞台、《马大帅》转到大银幕，范伟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十几年，但因为早期作品大多是文艺片，很多观众看不到，大家自然对范伟的转型没有概念。

“一直都想演电影、电视剧，还在演小品的时候就慢慢尝试了。”范伟从2000年初就开始频繁地往北京跑，“前半年折腾自己的事，后半年跟着本山大哥准备春晚。”

转型刚刚起步，范伟不挑角色，“差不多的就演，总有可以发挥的地方”。他深知“小品演员”的标签不易拿掉，但也并不着急。

“人家怀疑你是正常的，不生气，生气就别干了。”无论是当时，还是和我回忆起这段经历，范伟都是后进分子式的谦逊态度，一脸老好人的笑。

转折点是《看车人的七月》。作为这部电影的制作方，北影厂希望为电影多拉些票房，向导演安战军推荐了范伟。

范伟拿到剧本，研究一通，觉得喜欢，就赶紧给安战军打了个电话。“那我们回头聊一聊吧。”范伟学着安战军的语气说。“我敏感，一下就捕捉到了，导演不太想用我，不然肯定特高兴地说哎哟好啊好啊。”

他先想到的不是“凭什么觉得我不行”，而是“看看怎么能让他觉得我行”。事实上，那时候，范伟比安战军的名气大多了。

当时，范伟还住在沈阳，在去北京见导演之前，他又仔细研究了剧本，还对剧本做了调整。

“导演不是怕我这喜剧形象跳戏吗？那我就说，咱们可以一点点带入，一开始让这个角色稍微幽默一点，后面再慢慢严肃起来。”

安战军听了觉得靠谱，就让范伟把想法再细化一下。2003年，范伟还没开始用电脑打字。剧本调整的部分，他全都手写出来，再让人输入电脑打印。

“终于是定下来了。”事实上，安战军还是心里没底，正式开拍前还需要“掌握”一下，“其实就是试戏的意思。”

范伟依然是小心翼翼，任凭导演安排。试的是一场婚纱照被摔后，范伟往屋里走的戏。“看我走这几步安导就踏实了，他说：‘你能演，这几步就不是喜剧的走法，是正剧的节奏，全对。’”

最后，范伟凭《看车人的七月》拿到自己的第一个表演奖——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最佳男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