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法院是金融中心及其法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市场对司法保障提出的必然需求。设立并非空中楼阁，属于“演化式调整”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高楼前的一座雕塑含笑“望”着远方。图/视觉中国

《财经》记者 王丽娜/文 李恩树/编辑

3月28日的一则消息，让开车途中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听到了“来自中央层面的声音”。

是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将对金融案件实行集中管辖，推进金融审判体制机制改革，提高金融审判专业化水平，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金融审判体系。

这正是吕红兵八年来三次呼吁的提议。同样欣慰的还有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吴弘，他在2016年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项重点课题中主张设立金融法院。

对此消息，《财经》记者从上海市高级法院了解到，金融法院是专门法院。根据法律规定，还需要由最高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授权决定。

4月25日，《关于在上海设立金融法院的决定（草案）》（下称《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对审级、案件管辖范围等人们关心的问题，《草案》给出了答案。

金融纠纷审判专业化趋势

八年来，吕红兵身份从上海市政协委员变为全国政协委员，其三次提案都与设立金融法院有关，希望“推进上上下下形成共识”。2010年，他和时任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局长张宁等人建议，调整金融案件划分标准，将上海市金融案件集中纳入金融庭专门审理，同时推动在上海设立金融法院。

这份提案交由上海高院承办，答复是“留作参考”。五年后，吕红兵和张宁等委员再次提出设立金融法院，得到答复“列入计划拟解决”。

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自贸区建设的推进，在上海设立金融法院的呼声不断。吴弘对《财经》记者透露，近年，金融法院在学术界有小范围讨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陆续有建议，管理层也有零星表态，为金融法院推出做了舆论铺垫。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浦东新区开发先后兴起，金融司法专业化就不断被提及。2008年上海浦东新区法院率先设立金融审判庭，2009年6月上海市高级法院和中级法院设立金融审判庭，上海三级法院金融审判组织体系基本形成。

金融类纠纷的审判思路区别于一般民事纠纷审判思路，且金融纠纷形式多样，关系复杂。金融法庭的成立发挥了专业化的优势，但在管辖范围划分上尚存问题。

吕红兵称，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法院在划分金融案件时，一般将主体至少一方为金融机构的民商事纠纷案件划分为金融案件，这造成各级金融法庭审理的金融案件大量是银行信用卡或贷款纠纷案，而诸如上市公司股权争议或股东侵犯其他股东权益等适用《证券法》、证券金融专业性较强的案件，由于当事人中没有金融机构，则常被当作一般民商案件，由一般基层法院而非金融法庭审理。由于非金融专业法官专业知识的欠缺，常造成该类案件的审理存在一些问题。

据吕红兵了解，一起由基层法院审理的证券“短线交易”侵权纠纷案，涉及2000余万元，一名自然人通过法院公开拍卖取得上海某上市公司7.89%的股权。随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该自然人即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减持该上市公司4.998%的股份。为此，该上市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据《证券法》第47条规定，判令该自然人通过上述行为所得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

《证券法》第47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但法院认为《证券法》第47条的立法宗旨是减少和制止内幕交易的发生，由于该案中，该自然人并不具备内幕交易的主体条件，且行为也无利用内幕消息之嫌。因此驳回上市公司的诉请。

该案引起争议。吕红兵认为，一审法院对立法目的和法律适用进行解释有失妥当，对法律的理解不够全面。根据中国现行司法体制，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可以依法对个案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是不能自行解释法律并以此解释来做出判决。

此外，该法院对《证券法》第47条的立法目的理解也不够全面。从证券立法沿革和证券法律法规体系看，《证券法》既要规范和制止内幕交易行为，也要规范上市公司收购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这个案件也是张宁和吕红兵最初建议设立金融法院的缘由，他们希望藉由金融法院的设立，来明确金融案件范围划分问题。

并非空中楼阁

2015年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入冲刺阶段，金融法院被正式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