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就像冰山，小部分浮在水面，大部分隐藏水底。这些隐性债务究竟有多少，尚无公开的权威统计，但在贵州、云南等西部地区，调研者隐隐听到冰川崩裂的声音

《财经》记者 降蕴彰|文 王延春|编辑

2018年二季度，在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报告会上，三位委员曾追问：“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底数到底有多少?”然而，被追问的问题，相关部门并未给出确切回答，一个重要原因是各部门的统计口径存在分歧，各地政府部门对隐性债务的认定标准不一。

委员们之问，亦是很多地方政府官员的心头之忧。

在经历过去十年政府投资高速增长、融资平台失控扩张之后，地方债务风险已成隐患，其中显性债务尚可统计公布，隐性债务至今莫衷一是。

李市长（化名）是中国西部地区某地级市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早在2015年，该市财政就陷入严重亏空状态， 政府负债率（负债率=债务余额/GDP）这一核心指标，已经超过60％的国际标准风险警戒线。2017年以来，金融市场资金面骤紧，原有融资渠道被堵，实体经济税收增长缓慢，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越来越大，财政负担沉重。今年下半年，该市政府有好几笔债务到期需要偿还，但现在资金还没有着落，为此李市长颇为焦虑。

近期，李市长看到有关湖南某市政府“赖账”的新闻，触动很大。当地主管领导召集银行、银监局、融资平台公司的一把手参加会议，要求各家银行下调贷款利率，配合市政府化解沉重的债务。地方政府“赖账”被曝光，引发市场普遍关注，但随后，该市出面辟谣，亦未有进一步权威信息披露。

问题不仅在西部，亦在东部地区出现。

今年5月上旬，天津市国资委下属两个省级融资平台相继传出信托兑付风险，其中天津最大的国有房企——天房集团累计在50多家金融机构融资负债，涵盖四大行、各大股份银行和主流信托机构，负债总计1830多亿元。这犹如一声惊雷惊动金融圈，也引起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据《财经》记者调查，目前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高悬，除了公开可查的显性债务，统计口径不一致的隐性债务风险也在日益积累。近期，《财经》获悉的部分第三方机构的研究报告测算表明，不少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可能已经超过国际债务风险警戒线。

根据中国财政部公布的地方债务数据，截至2017年底，中央财政国债余额13.48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47万亿元，政府总体债务余额是29.95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36.2％，远低于60％的风险预警线。

但多位财政专家认为，这些数据只是纳入财政部门“政府债务管理系统”的显性债务统计口径。财政部科研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吉林省财政科研所所长张依群认为，显性债务之外，更为庞大的政府隐性债务目前还处于统计口径争议和实际情况摸底的过程中。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包括建设性债务、消费性债务和政策性融资担保，牵涉范围很广，如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债务、棚改债务、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债务、地方“僵尸国企”债务、金融扶贫项目债务、养老金缺口、政策性融资担保等，都应该属于政府隐性债务。

一位不愿具名的财政专家告诉《财经》记者，据他们在部分地区的摸底，相当一批地方融资平台并不具备独立偿债能力，且普遍缺乏稳定收益，现在基本是依靠政府财政和滚动融资维持生存，隐藏的债务风险颇大。

据悉，中央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文件，其中包含了对隐性债务认定、摸底、化解等内容。下一步，中央相关部委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有望出台统一口径和标准，也必将推出一系列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对症之药，以免债务风险失控。

隐性债务水多深？

由于标准不清，摸底不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追问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底数到底有多少”？自然无法得到相关部门的准确回应。但这一统计口径的模糊，已经引起高度关注。

《财经》记者从多个部委了解到，关于地方隐性债务，目前中央层面的确还没有专门机构给出明确定义和统计标准，因此也无法公布有关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统计数据，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对此也说法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