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政府自身的数字化流程再造外，我国还形成了多元化的政府——社会大数据产业发展模式。2015年以来，我国形成了贵州、广州、武汉、重庆四种大数据产业体系特色发展模式。在管理机制上，贵州、广州都是由省直接牵头，武汉为市一级政府牵头，重庆为下辖行政区推动相关建设工作。四种模式特色鲜明、贵州侧重大数据平台建设、广州侧重数据交易体系，武汉模式与长江经济带大数据体系建设密切相关。重庆市探索的是大数据产业园以及和大中型企业合作的模式，紧贴实业发展和工业数据产业链。

进一步完善我国面向全球化的经济治理的相关建议

　（一）建议尽快统一我国数字GDP测算标准

随着我国数字化的转型，相关经济评价体系有必要进一步进行调整。特别是当数字经济开始发挥主导性作用后，怎样衡量各地的GDP发展？基于中国信息通信院的测评，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有两个最为鲜明的特点。一是动能转换。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超过20.3%，显著高于当年GDP增速，占GDP比重达到32.9%，同比提升2.6个百分点。二是行业渗透差异较大。数字经济在各行业渗透程度不断加深。但我国各行业数字经济发展差异较大，服务业中数字经济占行业比重平均值为32.6%，工业中数字经济占行业比重平均值为17.2%，农业中数字经济占行业比重平均值为6.5%。呈现出三产高于二产、二产高于一产的特征。对于数字GDP，当前这并不是唯一答案，因为还存在多种算法。

关于数字GDP，当前麦肯锡、波士顿咨询、埃森哲等提供了不同的方法。麦肯锡只测算了数字经济中互联网GDP的规模，没有测算融合部分的规模。波士顿测算了ICT直接贡献的规模，融合部分只考虑了电子商务中C2C的交易额,对于规模庞大的高端工业传感器、工业控制系统、关键工业软件等融合类数字产品和服务，没有纳入其中。埃森哲测算的是ICT直接贡献的规模，并加上了13个涉及数字化融合的行业。为了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估我国经济转型和数字化发展进程，进一步加大对数字GDP测算相关的研究，统一相关标准是很有必要的。

（二）立足于全球价值链，逐步加大重点扶持行业的竞争力度

当前全球面临经济衰退，全球市场需求不振，竞争日益激烈，国际保护主义抬头。但全球化的进程并没有停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全球价值链的时代。全球价值链开始支撑起全球经济的繁荣。产品价值链各环节之间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跨国交易已经替代了产品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在给发达国家及其企业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及其企业也享受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利益。但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并不均衡，微笑曲线依然存在。我国企业要升级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挑战既有国际产业秩序，只有保护和支持是不够的，更需要适度引进竞争，不断提高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我国的半导体产业已经不是幼稚产业，我国当前已经占据了全球58%的半导体芯片需求，除了芯片制造我国还与国际发展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在晶圆材料生产、封测和电子产品制造方面在全球竞争中已经具备了举足轻重的规模。因此，对于产业的升级、企业的发展，保护与竞争、淘汰等需要并行推进。结合美国的半导体产业经验，在行业发展早期是需要产业政策的扶持的，但是随着自身产业发展的不断成熟，要逐步从产业政策推进转向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相结合的方式过渡，适当引进竞争机制，淘汰落后产能，为有竞争力的企业提供更好的创新空间。因此，半导体行业，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全球的较量，也是最终需要面对的，所以长期的竞争与较量将会是常态。

（三）建议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统一“数字丝路”或“数字‘一带一路’”建设战略规划

根据2018年5月底玛丽·米克尔发布的《2018互联网趋势报告》，由于互联网的扩张速度远远快于人口增速，当前全世界范围内，互联网用户和智能手机的增速都在下滑。但是，另一方面，较之于人际互动为主的互联网，物联网以非常低调的方式在急速扩张。据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统计报告，2017年全球物联网设备数量将达到84亿，比2016年的64亿增长31%，而全球人口数量为75亿。2020年物联网设备数量将达到204亿。结合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建议在路上、水上和冰上“一带一路”推出后，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数字“一带一路”规划。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