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姬敬武认为，双方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以及《合作协议书》之后，协议各方完全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沁和投资公司支付了1380万元股权转让款，代金海公司缴纳了1.12亿元的采矿权价款。

　　更重要的是，吕中楼的公司先后分十多次借给了张新明实际控制的金业集团、古交跃峰洗煤公司1.9亿元人民币。而且，金海公司于2007年9月召开了股东大会，通过了上述股权转让事宜，修改了公司章程，变更了股权名册。

　　因不服山西高院的一审判决，吕中楼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2011年9月，最高法受理了该案。期间，双方当事人向法庭提交了30多份新证据，最高法最终采用书面审理方式对这个案子进行了二审，没有给当事人辩论的机会。

　　最终，最高法依据一份由案外人签订的《补充协议》作出判决，认定本案股权转让的价格偏低，并据此认定张新明没有取得相应的利益，进而判决解除金业公司与沁和能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判决沁和投资归还张新明46%的金海公司股权。

　　2011年7月14日，张新明之子张文杨将阳城煤运告上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以当年股权转让价格偏低为由，请求阳城煤运返还受让的13%金海公司股权，阳城煤运败诉。张新明父子二人通过系列诉讼，收回了已价值百亿元的金海公司控股权。

　　76号判决引发争议

　　2013年2月24日，胜诉方张新明在京举行了一场专家座谈会。张称，为了让更多的企业能从他的经历中汲取经验教训，他愿以此案作为被解刨的“麻雀”。而败诉方吕中楼同样希望，能以“76号判决”作为一个样本，来解读民事审判中的种种不公。

　　首先是程序问题。参加了张新明那场座谈会的媒体在报道中提到：“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中是这样认定的：在二审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先后五次开庭，询问当事人、举证、质证、各方发表意见并进行了调解。”

　　不过，经济观察报记者并未在“76号判决”书中看到“开庭审理”的表述。姬敬武透露，此案二审并未公开开庭审理。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法学家梁慧星表示，他也曾建议最高法开庭审理，“但二审法院还是没有开庭审理。”

　　最高法的做法被认为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十条关于公开审理的规定。“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向法庭提交了30多份新证据，有这么多新证据，说明有新的情况，新的理由，法院应当开庭审理。二审法院的做法完全是在糊弄法律。”梁慧星说。

　　其次是关于股权转让价格的问题。据张新明介绍，当时阳城大宁煤矿的评估价值为27.9551亿元人民币，但是金海公司1%股30万元的转让价格，不符合现实，明显过低。而两审法院均认定：“工商局备案的股权对价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郭锋教授认为，“股权转让属于商事行为，受私法调整。私法主要是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股权转让价格是由当事人决定的。财产既然可以赠与，那么即使以1元的价格转让股权，法院也没有权力干预。”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则认为，当时金业集团的经营存在严重问题，必须通过出售公司股权换取沁和公司多次资金投入和代为履行债务，这是一个合理的情况。“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不是各方真实意思的体现。”

　　事实上，沁和投资除了支付138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还支付了1.12亿元的采矿权价款以及7000万元的债务等，共计3.1亿元款项。

　　然而，张新明认为，在他将46%的股权转让给吕中楼后，吕中楼应将沁和投资公司49%股权让渡给张新明，但吕中楼并未履行这一义务。张新明的这一诉求源自他所称的《置换协议》，如前文所述，这一协议的真实性被吕中楼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