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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世界”在于因地、因世、因人和因时，最大限度地容纳不同的宗教信仰、地方精英、既有权贵、种族习俗和民族文化，巧妙地“提供一种不平等但包容的地域感” 什么是“差异政治”？作者的解释是：第一，“帝国权力的定期交替，即当帝国吸收形形色色的民族进入统治体制时，为在他们中间维持或制造种种差异而选择的不同策略”。第二，“帝国动员和控制人力资源的手段是不同的，有吸纳或排斥，奖赏或压榨，分权或集权”。即“帝国统治世界”的真正逻辑不在于建立自上层而下级，自中央到边疆、自核心至边缘的大一统的和同质化的政治体制、权力模式和意识形态，而在于因地、因世、因人和因时，最大限度地容纳不同的宗教信仰、地方精英、既有权贵、种族习俗和民族文化，巧妙地“提供一种不平等但包容的地域感”。 从公元前3世纪的东西方两大帝国及帝国体量的国家——罗马和中国开始，这种帝国统治逻辑即已悄然发挥其作用。 由于在国家体制、民族构成和宗教信仰上的“差异政治”，罗马帝国虽然在公元476年已经灰飞烟灭，但其仍然可以在2000多公里外的君士坦丁堡以“东罗马帝国”的旗号游荡近十个世纪。“位于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的帝国，将一种以拉丁语和罗马人为基础的政治结构带到了一个基本上讲希腊语的（但实际上极为多样化）位于东地中海的地区； 东罗马帝国延续了又一个千年。罗马的崩溃，为一种与基督教相联系的有着强大影响力的帝国想象留下了位置，这种帝国想象鼓舞了新的征服和新的教化使命。在地中海周边，罗马人为帝国创造了一个空间，一个吸引拜占庭人、伊斯兰教的哈里发们、加洛林人以及后来的强权们的相冲突的勃勃野心的空间。” 1206年，铁木真于斡难河（鄂嫩河）的忽里勒台大会上被尊称为成吉思汗。随后仅用不到30年，就攻灭西夏（1227年)和金国(1234年)，击败罗斯（1238年），然后再用33年，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元帝国、金帐汗国、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仍然是“基于根本不同的原则之上——一种对待宗教文化差异的务实方法。蒙古可汗们拥有游牧社会的种种技术方式的优势（首先是有一支机动的、基本上自给自足并勇敢的军队），但其成功仍要归功于一个帝国大社会的种种宽容观念，使得他们迅速利用所征服的不同族群的技术与资源。蒙古人的统治武库将令人生畏的暴力与对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的保护以及个人效忠的政治相结合”。 这一“差异政治”的秘诀同样适用于对18世纪以来的老牌殖民帝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法国，19世纪以来的新兴经济或军事帝国——美国、德国、俄国和日本，20世纪上半叶捉对厮杀的新老帝国，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背景下的美苏之争以及冷战后的“新帝国”的分析。 新方式重述帝国的故事 作者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重述帝国的故事，阐明帝国如何在长时间内维护统治，以及帝国崩溃的原因 在笔者看来，所谓“差异政治”实质就是“多元政治”，也即“有效统治”。诚如该书作者强调的：“帝国是一种可变的政治形式，并且我们强调了包容与差异被相互结合的多种方式。帝国的长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整合和转变策略的能力，从巩固领土到建立飞地，从对中间人的松散监督到紧密的、自上而下的控制，从对帝国权威不加掩饰的宣示到拒绝像一个帝国一样行事。一元的诸王国、城邦、部落和民族国家，则在灵活应对一个变化中的世界时，能力稍逊于帝王。” 因此，澳大利亚学者斯蒂芬·马修特评论“这是一部关于宏观话题的巨著”。对于研究帝国历史，以及站在欧洲模仿者立场上的一些人来说，这将是一个震动。而对于伯班克和库珀来说，帝国历史则是世界历史。两位作者在爱憎分明的学术界获得广泛的赞赏，原因在于，这些帝国可以通过包罗万象的理想将不同的人们联合在一起。他们写道：“‘主权可以分享、分层和转型’，不论你是否同意我们的观点，你都要用上数周时间集中精力阅读和理解这部著作。”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学教授罗纳德·格里戈·桑尼评论：“这本精辟的书重新界定了帝国和殖民地研究的领域，分析了帝国治理经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作者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重述帝国的故事，阐明帝国如何在长时间内维护统治，以及帝国崩溃的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