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宣布试点计划以来，中国对此几乎未发表任何言论。中国的大型公司似乎也避谈数字货币。不过，各大公司正在饶有兴趣地关注着形势发展。据报道，网约车服务公司滴滴出行、外卖平台美团大众点评等国内龙头企业，还有麦当劳、赛百味等外资企业，都在为测试工作做准备。（滴滴已经确认参与该计划；美团拒绝置评；麦当劳和赛百味未回复置评请求。）

超过80%的中国人都在使用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进行付款。表面来看，数字货币应用程序和那些随处可见的电子钱包似乎并无二致。但从技术角度讲，两种数字货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其中有一大关键性创新，即数字货币在任何地方都能使用，甚至各方处于“离线”状态时也是如此。但两者最大的分别在于，拥有借贷记录的所有方不同。有别于私营企业，数字人民币与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所维护的中央分类账有内在联系。

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国的这一策略有助于将2.25亿“无银行账户”人士纳入经济领域；只需一部智能手机就能实现，甚至不需要传统的银行账户。数字人民币钱包可以被用来发放刺激款项、补贴和退税。但最根本的是，数字货币将让政府对中国经济有无可比拟的监督和调控权。就像忽必烈时代的古老交钞一样，国家可能是最大受益方。

几年前，风投公司Race Capital的中国投资者杨珮珊在中国国家电视台看到一段关于区块链技术的影片，当时她觉得似乎缺了点什么。她回忆道，“影片试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众讲解什么是区块链”，但是，“‘去中心化’一词却未被提及”。这个说法是加密货币推行者的惯用语。杨珮珊当时感觉，那可能不是真的区块链。

2014年，当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开始考虑数字货币时，比特币才刚刚进入主流意识。自由主义者喜爱这项技术，是因为可在监管之外完成价值创造和转移，但许多银行和国家也看到了区块链的分布式分类账技术中吸引人的潜力：以难以置信的精准度追踪金融活动。

中国担心资本外流可能会让人民币走弱，因此从2013年起就先发制人，禁止银行处理加密货币。但对于数字货币项目，领导层对区块链技术进行了研究和甄别——保留了该技术原本的透明性，但去掉了潜在风险。

与此同时，在快速崛起的中产阶级引领下，中国的金融科技行业正在腾飞。中国的移动支付应用交易量从2013年微不足道的金额，跃升至2019年的350万亿元人民币（约合50万亿美元）。如今，蚂蚁集团的支付宝、腾讯的微信支付分别占据了55%和39%的市场份额。手机已经取代了实体现金；中国家庭金融资产中的现金使用量占4%（美国为24%），是世界上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金融科技应用程序的持有比例也越来越高。

中国人民银行认为，国有银行的存款外流数量庞大且速度惊人，正在演变成缺乏监管的双头垄断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去年一次会议上认为：“那些大型高科技公司带来了很多挑战和金融风险。在这个游戏中，赢家通吃。”因此，政府从2017年起要求支付宝和微信将客户备付金存入央行的不计息账户。中国人民银行还设立了一个网络支付清算平台，掌握大公司的资金流向。

通过数字货币，中国将获得更大的能见度，对系统中的流动资金进行监管。数字交易将不必经过清算平台，在后端分类账中就能全部看到。新加坡跨国银行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内森·周解释说，中国可能会更密切地关注投资风险，或将有助于避免影响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债务危机。比如，如果当局认为无法挽救某个如“鬼城”般的大型住房项目，国家财政的工程师就能通过调整数字人民币代码，限制投资者向该项目投入更多资金。内森·周说，数字人民币不是事后解决问题，而是让中国“提前掌控一切，预先部署”。

不过，也有人质疑和担心产生更隐蔽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承诺，数字货币将提供“可控制的匿名性”。数字货币让国家更有可能掌握金融活动的一举一动。通过数字人民币，中国可以监控犯罪嫌疑人和恐怖分子的交易。

但对于隐私的担忧，可能并不会阻止全球竞逐数字货币。